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纯儒就是指仁者正其义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，以明道行义为人生追求。其微言至要，盖深于《春秋》者也。

董子之天有三重性质，即宗教性的神秘之天、人文性的义理之天和物质性的自然之天，多元一体，并构整合。董仲舒在《俞序》中概括了孔子作《春秋》的意图：仲尼之作《春秋》也，上探正天端，王公之位，万物民之所欲，下明得失，起贤才，以待后圣。《春秋繁露·玉杯》云：《春秋》论十二世之事，人道浃而王道备。三画者，天地与人也，而连其中者，通其道也。这说明,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等在汉文帝时曾立于学官,号为传记博士，后武帝取消了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尔雅》，只立五经博士，从此确立了经学而不是儒学的官学地位。

当然，由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派是以六经为学术基础的，当经学成为官学时儒学自然也成为统治学说。司马子反在交战中与敌方私自讲和撤兵，固然是出于仁爱之心，但在当时是违背礼制的。能尽之者，谓知之无不明而处之无不当也。

《中庸》不仅是儒家的心性之学的要籍，而且对于中国美学影响至大，初步奠定了中国审美的范式。苟无其位，亦不敢作礼乐焉。中庸，亦即中用，庸古同用。至于武、宣之世，乃崇礼官，考文章。

虽有其位，苟无其德，不敢作礼乐焉。其思理之致乎!故思理为妙，神与物游。

吟咏之间，吐纳珠玉之声。文中假托客人与孔子对话：真者，精诚之至也。《中庸》将诚分成两种：自诚明与自明诚，这两种渠道简单说来，就是先天发现与后天致思的区别：自诚明，谓之性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，不得通其道，故述往事，思来者。

嵇叔夜排俗取祸，岂和光同尘之流也。《中庸》认为，这是君子中庸之美德。孔子论中庸，并不否弃人的感性欲求，到了《中庸》作者论中和，则完全将它改造成远离尘世的道德追求，从内在心性上来求天人相通，这就必然地沾染了准宗教的色彩。故王道虽微缺，而管弦之声未衰也。

中庸与人格精神相结合，才能成为指导人们日常行为、提升人格境界的道德，而不仅仅是一种空洞的性理之学。儒家的三礼，即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，即是对于这种人格教育范式的记录与阐发。

作者简介：袁济喜，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，北京 100872 袁济喜(1958-)，男，上海人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学、中国文学。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，而诸侯相兼，史记放绝。

子曰：‘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：知者过之，愚者不及也。沈德潜以礼部侍郎之职，又兼乾隆皇帝文学侍从的身份，倡导中和之美。孔子曾说：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无邪。所求乎朋友，先施之，未能也。孔子之所以哀叹吾道不行，在《中庸》作者看来，主要是哀叹中庸之道的废弃，老百姓缺乏已久，常人不能坚守，小人则肆无忌惮。孔颖达疏曰：天地之中，谓中和之气也。

在六朝的文学批评中，尚真构成文学批评的基本价值观念与批评尺度。孙子膑脚，《兵法》修列。

《中庸》与《孟子》《大学》相比，对于诚作了更为深入的阐述：唯天下至诚，为能尽其性。孔子甚至发出这样的感叹：天下国家可均也，爵禄可辞也，白刃可蹈也，中庸不可能也。

《孟子·尽心下》记载了孟子与他的学生浩生不害的一段对话：可欲之谓善，有诸己之谓信，充实之谓美，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，大而化之之谓圣，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。例如，老子提出：道之为物，惟恍惟惚。

何晏集解：庸，常也，中和可常行之道。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。民者，人也，言人受此天地中和之气，以得生育，所谓命也。而后之作者，采滥忽真，远弃风雅，近师辞赋，故体情之制日疏，逐文之篇愈盛。

其见于经，则‘允执厥中者，尧之所以授舜也。孟子将人格境界分为善、信、美、大、圣、神六个层次，并且将美与善信分别对待。

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所求乎臣，以事君，未能也。

人莫不饮食也，鲜能知味也。关键词：《中庸》/审美范式/以诚为美 《中庸》是儒家经典《礼记》中的第三十一篇，经朱熹整理注释后，成为《四书》中最为深奥的经典。

忠恕违道不远，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。他自订学诗的数十条戒律就是无怨怼，无谑浪，无骜很(《杨叔能小亨集引》)等。能够自诚则可以达到澄明之境，而通过外因达到诚的则算作教化。故曰：苟不至德，至道不凝焉。

《中庸》首先将天地自然感情化和道德化，以沟通天人之间的关系。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。

要达到中和，必须从心性修养上做起。夫既言志矣，何持之云?强以无邪，即非人志。

《中庸》强调为政在人，取人以身，修身以道，而修身起源于事亲，事亲不可以不知人，而知人则不可以不知天。中国古代文艺学中所倡导的审美创作体验境界，以物我合一、天人相通为特征，而《中庸》所倡导的与天地参的境界则是其中重要的理论来源。